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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专家怎么说的 庞瑞芝：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时期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价值链分析。我们这个研究是基于实政技术方法上的技术研究。它是基于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基础数据和价值链引起的考察。我这次汇报的结构包括几部分：首先是背景。第二块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工业行业部门技术创新绩效和效率。第三块是我们国家在转型经济过程中，我国工业部门创新的模型构件。 第四块是实践的模型分析。第五块是创新价值链的整体绩效评估。昨天很多的学者发言已经证明到我们国家改变的这个阶段，技术性创新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我们竞争的核心。尤其是在我们国家资源、能源和环境生态约束的大背景下，没有创新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有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决策部门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关的支持性措施。从实际投入可以看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研发经济的支出是逐年在大幅度的增长。2000到2006年我国研发性年均增长到22.4%，这说明了我们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已经转化为实际的投入。到2006年我们国家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了33亿元。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研发投入是在不断的加大力度。也是很高的规模。但是跟这个现象向背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我们的基础创新能力和制造大国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在2000到2005年期间，我们国家的新产品销售额占纯销售额的脾肿只有11.6%，同期的欧洲国家是35%到40%。到2006年底，我们国家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而且在所有的企业中，只有0.03%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看得出来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我们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不断的扩大，但是我们从技术创新的效果来看，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产品拥有情况来看，却是不相称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这边研究是从反差的矛盾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创新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的投资在不断的增加，可是创新效果却没有显现出来。而且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周期远远不会这么长。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方面投入在增加，可是绩效并没有提高。研究性的学者非常多，而且给过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我们这篇文章是定量的研究，就是想衡量一下到底绩效是多少。从我们的研究出发点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整个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的绩效。我们采用了价值链所谓的模板，这个模板是有一些生产经营活动，投入到产出并不是一个环节，可能要经过若干环节，基于我们国家对研究创新性活动的价值链分析，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初步分成了两个阶段。两个环节，首先从我们看得见的投入，我们经济的投入，包括技术改造经费和引进消化购买国外技术的经费。从这个有形的投入到企业的成果，企业的成果可以用专利申请量和新开发产品量来衡量。我们最终的成果是要转化为社会产值，要推动全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产品研发，到申请专利到真正社会产出还要有一个过程。第一阶段，从新产品开发数目和专利产品量，从这个过程我们来看。第一阶段从投入到中间产出的转换效应。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看作是从技术创新成果到新产品数目，你的专业申请了，立项了，有没有转化为新产品，有没有转化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个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益。我们的结果来源于对我们国家行业的分类，我们采用了36个大范围的工业。这里面不仅仅包括了制造业，还有其他的能源基础的行业。数据是1997到2005年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我们总体状况有一个判断，我们根据技术创新活动的滞后性。从资源的投入到创新活动成果的产出，我们认为是有滞后性的，我们采用了两年的滞后期。当然可能行业不同，时间也不同，我们采用了平均的办法。我们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平均在0.6，没有超过0.8，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跟转换效率相比，转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只有不到0.4%的水平。我们这个方法应该是建立在数据报和分析法基础上的，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我们自己跟自己比，但是这个比的结果可以发现，总体的创新性水平是很低的。可能个别有很高的，但是大部分要低于平均的水平。我们这两个阶段当中，第一个阶段是转换效率不高，另外，转化效率更低。从行业分布和特征来看，我们这里面有一张表。这里就是我国2001到2005年，列了一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性效率的产能分布。分成了转换效率比较高的行业，一般，和比较低的行业。转化阶段也是分成了三部分，因为转化效率比较低，我们以0.4作为一个分界点。发现两大块比较低的行业是占主流。我国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和转换效率都比较低。而且每四五年我们发现，转化绩效低，它的效率会更差。效率比较高的行业，跟我们想象的也不一样，我们发现从定量的分析来看，电子设备电子制造，只有这一项比较高的。其他的高技术行业，比如说交通运输设备，他们这些都在行业平均点一下。我们经过定量分析，结果就是我们的绩效确实比人家差，我们投入了那么多，可是我们的效果没有出来。原因是，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制度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善，会影响绩效价值链的发挥。在工业技术性创新的价值链中企业的创新地位没有完成建立。所以作为创新主题的作用没有发挥。而且我们的创新体制是条块分割，我们自主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的创新文化都存在缺陷。第一阶段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市场竞争不足，以及非势场化导向的资源配置，这都是影响转化效果的发挥。转化阶段，我们创新成果的科研市场转化体系还没有真正的建立，所以很多专利数据高的，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这些直接影响工业部门创新绩效的发挥。我国工业部门的创新绩效整体表现不佳。既使是一些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绩效也值得关注。我们观察这些现象的原因，我们发现我国转型经济过程中体制的缺陷是影响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谢谢大家。
中国制造面临的新困境与新挑战
中国三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每年将增长15%-20%，这将超过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以中美两国做对比，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因素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
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还低。且整体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比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比如，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但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测算，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
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
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现在，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根据OECD数据库数据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达46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德国为2.4%。
在所有产业中，高技术：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2007年美国达到16.9%，日本在2008年为10.5%，相对比2013年我国为1.75%；中等技术：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7.5%；英国为5.1%，日本为5.9%；低技术：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1%。
相比之下，中国高技术企业研发强度仍显滞后。《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R&D经费支出2034.3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5.6%；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87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6.12%。具体深入到细分行业这种差距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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